莫一
陈可辛的《酱园弄》第一部，问题很多。
先说这个原案件，从詹周氏杀夫案的历史记录来看，她是被清晰地确认为一个长期遭受严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因此她的杀人行为，尽管残忍，也就伴随着显著的减轻罪责情节和公众的同情，这是可以理解的。
《酱园弄》
而陈可辛在处理这个历史素材时，选择在詹周氏是否真的杀人这一关键问题上含糊其辞。这种刻意的模糊处理，与历史事实中她最初承认杀人、焦点在对她动机和情境的理解同情相悖。
当然，导演有权根据创作需要重新讲述故事，但这种旨在制造悬念的叙事选择，将观众的关注点，从理解詹周氏的困境和家庭暴力这一系统性问题，转移到简单的「谁是凶手」的谜团上了。
通过悬疑化她是否犯罪，影片无意中削弱了观众对她的同情基础，而这种同情本应根植于她作为历史受害者的身份和绝望的反抗行为。
这种叙事上的取舍，将电影的社会评论（女性主义共情）与类型片要求（悬疑和侦破）置于对立面，导致了主题表达的内在矛盾。
这种模糊处理，营造出了一个根本不存在，或者说难以维持的悬念，尽管影片的确有努力提供其他嫌疑人和法医学疑点，最终就与影片所宣称的女性主义觉醒叙事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当观众被引导去怀疑詹周氏是否真的犯罪时，他们的关注点便从一个长期遭受家暴后反抗的受害者，转向了判断她到底是无辜被冤枉，还是一个为脱罪而撒谎的计算者？
这种叙事上的不确定性，通过让观众思考「她到底做了没有？」，影片将情感投入从她行为的原因（她长期遭受的虐待）转移到一个法律程序性的谜题上，明显削弱了观众对詹周氏被长期家暴再反抗杀人的同情心。
如果观众认为不是她干的，那么影片所要传达的女性反抗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既然电影希望强调女性对一种制度性暴力的反抗，那么谋杀的真实性，就不应该被刻意悬疑化。
影片这种混乱的取向，是很多观众难以真的共情詹周氏的核心原因。
陈可辛的这种矛盾策略，反映出影片在类型片定位上的混乱，以及他想把鸡蛋分散在更多篮子里的企图。
陈可辛一直是一个聪明的市场迎合者。
自从北上大陆发展后，他的创作重心转向适应大陆市场，专注于讲述所谓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故事，和普通人的故事。例如，《中国合伙人》和《夺冠》等影片，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同时，也的确反映了某个时期的社会风向。尽管他试图捕捉的社会风向和情绪，总是稍纵即逝，这令他并不总能在面对审查时游刃有余。
陈可辛的职业生涯轨迹，是展现了一种持续的实用主义，他能够不断调整自己的电影创作以适应不同的市场（香港、大陆、好莱坞）和观众预期。这种适应性在过去经常是成功的，但这一次，这种实用主义可能已经越界，距离「投机」不远了。
赵丽颖饰演的进步作家西林，被塑造成了一个「女性主义表演者」，只剩下庸俗化的说教，片中除了声嘶力竭喊出空洞的口号，并无意女性主体性的真实探索。
可以这么说，这部影片在女性主义、历史评论，以及娱乐性这几方面都失败了。
这部电影的明星策略，起了负面作用。
也许流量明星带来了第一波票房，但我的意思是，陈可辛这次并没有驾驭好明星，让他们为电影叙事和风格服务。
影片的电影语言就让我十分不解，几乎啊，每场戏都是先给一个全景的定场镜头之后，各位明星的大特写来回切，中景镜头都用得少，令人眼睛疲劳，这种过于程式化的电影语言是失败的。
很多特写镜头中，并没有足够的表演内容。
章子怡对詹周氏的演绎，很用心。造型上做了很多创意，比如胎记、龅牙。说到这里，有一场戏我也是十分不解，詹周氏和野猪搏斗完之后，躺在地上，半张着口，这时头部近景镜头明显能看到章子怡戴着厚厚的牙套，为什么这么处理？
自从《一代宗师》和《罗曼蒂克消亡史》之后，章子怡这几年缺少重要作品，她自己肯定是意识到的。再加上个人生活的变化，她一定希望靠这个重磅角色，开启事业的第三春。可惜事与愿违，无法再现宫二奇迹。
雷佳音饰演的薛至武，是伪政府时期的警察局长，看上去是一个坚信自己行为正义的狂热分子，为了加强暴戾神态，脸上做了陨石坑的妆造。但我还是觉得他维护男权的动机挺滑稽的，尤其是还在赶往案发现场的时候，他就一口一个「杀了当家男人」，陈可辛太早图穷匕见了吧？
电影语言也很奇怪，雷佳音只要出场，就一定是高反差光线伺候着，面部给足强光，让身体其他部位没入阴影，还嫌不够脸谱化？这样一来，这个角色就更像是一个父权制的象征性符号了，而不是一个由可信（即使令人憎恶）信念驱动的复杂人类。
视觉风格的极度人工化，使得观众难以超越表面化的反派形象，去理解或投入其角色。
之前，杨幂和赵丽颖粉丝之间好像还爆发了「番位争议」，这也印证了戏外明星动态对影片艺术焦点的干扰。
还有易烊千玺客串的算命先生一角，本来只是一个客串的配角，但镜头语言用力过猛，故弄玄虚，生怕观众不知道他「从头到脚都是戏」，误导大家对一个客串人物产生了不符他本来分量的期待。
因为电影还有第二部没有上，有一个观点是推测性的。
影片应该是试图跨越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占领下的汪伪政权时期（1945年）、国民政府时期（1945年后）和新中国时期（1949年后）。
陈可辛的初衷，或许是利用这三个时代的变化，来表现女性地位的变化。
影片被拆分为上下两部，首部在日本投降时戛然而止，这表明导演可能有意通过结构上的划分，来反映历史的转折和不同政治体制下案件可能面临的再审。
这可能会让观众产生一个印象，女性地位的低下，是与特定时期的政治体制（例如，汪伪政权或国民政府时期）挂钩，这一弊病会在随后的政权下得以改善。
这样把性别不平等和家庭暴力等复杂的历史和社会问题，简化为一种简单的政治寓言，一定会削弱这件事的历史本质。
换言之，一个普遍的人权问题（性别不平等、家庭暴力），被转化为了一种选择性的历史批判。
电影后面会不会这样拍，姑且算做一个预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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