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陌
今天看到的新闻,珍 · 古道尔去世了,来自全世界的纪念生意,蜂拥而至。
我们不奢望用一篇文章,就把这个伟大的人一辈子的贡献说清楚,选择几个角度吧,比如跟她有关的影像作品,还有她对2025年的这样一个世界,又有什么特殊意义。
古道尔的传奇故事开始于 1960年,这一年她抵达坦桑尼亚西北部的贡贝。当时她是一位26岁的女性,没有大学学位,仅接受过秘书学校的教育,怀揣着一个由《人猿泰山》和《杜立德医生》等书籍点燃的童年梦想——去非洲生活。
著名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选择她也是一场深思熟虑的赌博。他寻找的并非一个优秀的科学家,而是一个更敏锐的观察者——他相信一个未被学术教条「污染」的头脑,能看到经过训练的人看不到的东西。
古道尔的「天真」实际上就是她最主要的科学工具。这使她能够摆脱定义了当时动物行为学的术语和偏见。
古道尔的研究方法,立刻引发了争议。她给研究对象取了名字(如大卫 ·灰胡子、弗洛、菲菲),而不是编号,这种做法被批评为不科学和拟人化。她沉浸在它们的世界里,将它们视为具有独特个性、情感和家庭纽带的个体。批评者认为这损害了客观性。古道尔则辩护说,承认它们的个体性,对于理解其复杂的社会生活至关重要。
因为当时的科学界认为「客观性」的前提是保持距离,还有去个性化。古道尔提出了一种激进的替代方案:对于某些研究对象,真正的理解是通过亲近和共情实现的。她含蓄地指出,将一只黑猩猩视为一个数字才是更不客观的行为,因为它故意忽略了它们个体性的确凿证据。
她随后的发现的确彻底颠覆了当时的科学共识。
她观察到「大卫·灰胡子」用草叶钓白蚁,这直接挑战了「人类是唯一制造工具的动物」的定义,促使利基发出了那句著名的感叹:「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工具,重新定义人类,或者接受黑猩猩也是人类!」
她发现黑猩猩会捕食和吃肉,包括疣猴,甚至有同类相食的行为,这推翻了它们是和平的素食主义者的普遍看法。
她记录下来每只黑猩猩都有强烈个性,它们具备长期的家庭纽带,彼此之间有亲吻和拥抱等行为,总的来说具备人类未曾想过的深邃情感和社会复杂性。
古道尔研究的影响力超出了动物行为学的范畴。古道尔将个体动物的主观体验(个性、情感)作为有效数据的做法,虽然在当时被视为「不科学」的拟人化,但几十年后,一个名为「慈悲保育」的运动兴起。
这项运动主张在保育实践中尊重个体动物的权利和感知能力,超越纯粹的集体主义视角。慈悲保育的核心信条,包括重视个体感知、承认动物的主体性、为个体量身定制干预措施,正是古道尔在贡贝「非正统」方法的直接影响产物。
另外一重意义,是古道尔发现自然的「阴暗面」。她的研究摧毁了将灵长类动物描绘成和平素食者的浪漫卢梭式形象,为人类自身的部落暴力倾向,提供了一面令人不安的镜子。
古道尔的工作提出了一个复杂的、道德上模棱两可的现实,表明我们并非与自然分离,而是与之连续。换句话说,无论是我们的慈悲之心,还是我们的残忍本性,可能都并没有超越动物的本性。
由《国家地理》1965年制作的电视特别节目《古道尔小姐与野生黑猩猩》是让她蜚声国际的主要推手。
影片的叙事重点放在一位年轻女性独自在丛林中的冒险和异国情调上,由奥森·威尔斯担任旁白,这种做法似乎使古道尔本人和黑猩猩一样,成为了被观察的客体。
古道尔本人后来反思这段早期的媒体报道时,认为它相当可悲。媒体的焦点常常是她的外貌,比如什么美女与野兽的陈词滥调、甚至还有《国家地理》封面女郎的说法,而忽视了她的科学严谨性。
这类报道起到了双刃剑的作用。客观来说,是为她的工作和环境保护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公众关注,但也存在将她这位严肃科学家庸俗化的风险。
从方法论来说,这部纪录片也有可议之处。它包含了对她最初几个月工作的情景再现,这些镜头是由雨果·范·拉维克在事后重新拍摄的,以搬演的方式。
2017年的纪录片《珍》则是另一次电影考古行动。
《珍》
由雨果·范·拉维克拍摄的原始16毫米胶片长度超过100小时,在《国家地理》的档案库中沉睡了50年后被意外发现。
这些胶片是无声的,完全被打乱,没有任何连续的镜头,也没有任何场记或笔记。项目的前八个月完全用在识别和编目影片中出现的160只黑猩猩,以便将叙事聚焦于一个核心群体。这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研究工作。
这部影片的美学手法,是希望创造一种主观、情感化和沉浸式的体验,这与古道尔本人的研究方法如出一辙。
摩根和他的团队,从数千个零散的镜头中构建出流畅且情感连贯的场景。例如,珍第一次接触到一只黑猩猩并跟随它的场景。据摩根说,这个看似一气呵成的片段,实际上是从分散在140盘胶片中的镜头拼接而成的,耗时三周才完成。
布莱特·摩根与珍·古道尔
影片的音景是从绝对的寂静中创造出来的。团队利用一个庞大的黑猩猩叫声库和环境森林音效,精心将其与无声的画面同步,构建了一个丰富的听觉世界。帮助观众不仅看到贡贝,更能听到它。
影片旁白的选择也非同寻常。摩根主要使用了古道尔朗读其著作《希望的理由》的录音,而非全新的采访录音。这或许能创造一种比标准访谈更具诗意、更富反思性的体验表达。这使得旁白从解说转变为一种亲密的内心独白,让观众直接进入她当时的想法和感受。
影片最引人注目的艺术选择是配乐。摩根将这部电影设想为一部「电影歌剧」,希望找一位与古道尔地位相当的标志性作曲家,最后选择了菲利普·格拉斯,他宏大而富有推动力的配乐将一则个人化故事提升到了神话的层面。
严格来说,《珍》最终并非一部科学纪录片,而是一部聚焦于个人成长的电影传记。
影片的叙事优先考虑了她的情感旅程,她最初的希望与挫败、与大卫 ·灰胡子的突破性接触、与雨果·范·拉维克的浪漫与婚姻、儿子格拉布的出生、平衡母职与事业的挑战、离婚的痛苦,以及发现黑猩猩战争的黑暗面。
科学是影片的背景,而它的故事关乎一个女性完整的一生。影片通过将她的个人挣扎和抉择融入科学突破的脉络中,驳斥了那类常见的科学家神话。它展示了一位女性在一个性别歧视的体系中航行,在家庭与事业之间做出艰难抉择,并最终以自己的方式定义了自己的人生。
布莱特·摩根在《珍》中的电影手法,实际上是对珍·古道尔科学方法的直接演绎。
两者都优先考虑主观沉浸和共情式参与,而非疏离的客观性,以达到更深层次的真实。古道尔的科学方法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是因为它是沉浸式和共情式的。她为研究对象命名,观察它们的个性,并生活在它们中间以获得它们的信任,这是一种主观的方法论。
摩根也明确地用同样的术语描述自己的电影哲学:通过尝试体现主题来拥抱主观性 ……进入他们的皮肤。影片中的各种艺术选择都是为了将观众从一个疏离的观察者角色中拉出来,直接置于珍的主观体验之中。
因此,这部电影的形式完美地反映了它主题的核心哲学——它不仅告诉我们关于珍·古道尔的工作,更让我们感受到成为珍·古道尔是何种体验。
如果我们直接比较上述这两部影片,可以清晰地看到叙事和再现方式的演变。在1965年,古道尔是世界凝视的客体,她的故事由一位男性旁白为她讲述。而在2017年,她成为了自己经历的主观创造者,她的故事通过她自己的语言被讲述。
古道尔的晚年开始向行动主义转变。不能将这视为对科学的背离,这其实是她长期秉持的道德逻辑的某种自然演变。
转折点发生在1986年于芝加哥举行的「了解黑猩猩」会议上。在会上,她直面了非洲森林砍伐的规模、非法野味贸易,以及医学研究实验室中黑猩猩的残酷处境。她后来有一句名言是:「我以科学家的身份参加会议,却以行动主义者的身份离开。」
那一刻,是她积累的科学知识的重量变得无法承受的一个瞬间。
关于栖息地丧失、种群下降和个体痛苦的数据不再是抽象的。它们是对人类行为的判决,要求一个回应。对古道尔而言,对黑猩猩的研究不能再局限于科学论文,必须转化和升格为一种道德呼吁、政治呐喊。
这或许是因为她坚信,真正的科学理解不会导向某种事不关己的超然态度,而一定会导向切身的参与和责任。
古道尔的具体行动包括,1977年成立珍·古道尔研究所,以支持研究和保育工作,1991年创立「根与芽」,一个专注于地方环境和人道主义项目的青年计划。她还发起了TACARE项目,这是一个以社区为中心的坦桑尼亚保育倡议,将环境保护与当地居民的健康、教育和小额信贷等需求联系起来。
古道尔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如森林砍伐和气候变化,牵涉之广往往会使人感到无力。然而,她的组织策略,特别是「根与芽」,却巧妙地将焦点放在赋权个体,尤其是年轻人,去执行地方性的、可实现的项目上。
同样,TACARE项目明确拒绝自上而下的保育模式,而是将环境健康与当地社区最直接、最具体的需求联系起来。
这种「着眼全球,立足本地」的策略,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心理和实践选择。她明白,要解决一个星球级的问题,首先必须将它调适到人的尺度上,给予个体能动性和明确的角色。这对于所有形式的现代行动主义都是一堂至关重要的课。
古道尔的晚年,提出了她的「希望哲学」。
「希望哲学」并非一种简单的乐观情绪,而是一种有针对性的直接干预,目的是对抗我们这个时代那种特定的、使人衰弱的心理状况。她的希望哲学包括四大支柱:
1)卓越的人类智慧;
2)大自然的坚韧和恢复力;
3)年轻人的力量和奉献;
以及4)不屈不挠的人类精神。
对她来说,这并非一堆陈词滥调,而是一个用于认知重构的实用工具箱。每一根支柱都将一种绝望的源头转化为一种能动性的来源。
比如说人类智慧可以将我们破坏的能力转化为创新的能力,大自然的坚韧将不可逆转的丧失叙事转化为只要给予机会就有可能恢复的叙事(例如,物种从灭绝边缘被拯救的故事),年轻人的力量将代际焦虑转化为一股全球性的变革力量,这体现在「根与芽」团体的具体行动中,还有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将个体的无力感转化为对人类永不放弃的能力的认可。
这个框架是古道尔为帮助年轻人摆脱绝望的麻痹状态,所提供的一条结构化的心理路径。
2020年的纪录片《珍·古道尔:点燃希望》详细介绍了古道尔晚年的行动家历程,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像是2017年那部纪录片的续集。
《珍·古道尔:点燃希望》
前者是关于科学家古道尔,后者是行动家古道尔。
古道尔的沟通风格,是她整套哲学的核心。她说过,她的目标是想通过讲故事来触动人心,而不是与人展开理智辩论。拍电影,正是她讲故事的一种方式。
古道尔的天生性格就不具对抗性,她认为激进的方法虽然有时能够唤醒人类,但并非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尤有启发意义。
在一个信息饱和、政治两极化的世界里,仅靠事实是无法说服人的。所谓「后真相」时代,情感诉求和个人信念的影响力,经常会超过罗列客观事实。
古道尔的整个沟通策略,就是优先考虑共情故事而非理性论证,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一种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沟通模式。
或许可以将古道尔伟大的一生,定义为长期进行的各种转译工作。
她将贡贝沉默的世界转译成一套新的科学和公共词汇,她允许自己的生活被转译成一个激励人心的女性赋权叙事,她将生态危机的严酷数据转译成一场全球性的变革运动。而对今天最重要的是,她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语法和逻辑,帮助我们把对地球最深的恐惧,转译为某种坚定的希望。
她最后、也是最持久的转译是,她回答了这个时代极具压倒性的一个问题——
「现在是否为时已晚?」
并将其转译为一个简单、可行的生命宣言:「不晚,你活着的每一天,都在产生某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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