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稣
罗琳和沃森最近这一轮交锋,信息量很大。可能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事情的始末,这里先简单回顾一下,再讨论。
冲突的根源要追溯至2020年6月。
当时J.K.罗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有月经的人」这一短语提出批评,认为这模糊了「女性」一词的定义。
紧接着,罗琳在个人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长达3600字的文章,题为《J.K.罗琳阐述她就性和性别议题发声的理由》。
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她的性别立场,并列出了她的五个核心动机:
首先是对她个人的慈善信托基金的担忧,她的信托基金专注于苏格兰的妇女与儿童事业,支持女性囚犯和家暴幸存者。她认为,新的跨性别行动主义正在侵蚀「性」(sex)的法律定义,并用「性别」(gender)取而代之,她认为这是不对的。
J.K.罗琳
其次,作为一名前教师和儿童慈善机构的创始人,她对跨性别权利运动对教育和儿童保护领域的影响深感忧虑。
再一点是对言论自由的捍卫,她说,作为一名屡遭封禁的作家,她对言论自由抱有持久的兴趣,要公开捍卫她,所以她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更重要的是,她对年轻女性寻求变性及「去变性」现象激增很担忧。她指出,英国寻求变性治疗的女孩数量出现了「4400%的增长」,这让她感到震惊。她援引了关于「快速发作的性别焦虑症」(ROGD)的研究,暗示社会传染可能是因素之一,并反思如果自己晚出生30年,鉴于她曾有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可能会尝试变性。
最后,罗琳透露自己是家庭暴力和性侵犯的幸存者,这段经历让她对单一性别空间,比如庇护所、更衣室的安全性尤为敏感。她担心,允许任何自认为是女性的男性进入这些空间,可能会为所有意图不轨的男性敞开大门。
罗琳的言论迅速引发了《哈利·波特》电影主要演员们协调一致的公开反对。
艾玛·沃森在2020年的声明说,「跨性别者就是他们自己所说的那种人,他们应该过自己的生活,而不应被持续质疑或被告知他们不是自己所是的人」。她的表态清晰地拥护了基于自我认同的性别观。
艾玛·沃森
与此同时,丹尼尔·雷德克里夫通过特雷弗项目发表声明,直言「跨性别女性就是女性」,鲁伯特·格林特也表达了对跨性别社群的支持。这三位核心演员形成了统一战线,罗琳对此后来说,他们似乎认为自己有一种「批评我和我的观点的义务」。
随后的几年里,双方的立场愈发强硬。罗琳认为的转折点发生在2022年的英国电影学院奖颁奖典礼上。当时,艾玛·沃森上台时说:「我为所有的女巫而来」,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罗琳的公开指责。
罗琳在后来的文章中详述了比演讲本身更伤人的一个后续事件,当时她正处于收到大量死亡和暴力威胁的顶峰,沃森托人递给她一张手写纸条,上面只有一句话:「我为你正在经历的一切感到难过」。在罗琳看来,沃森这一轻描淡写的姿态,显得极不真诚和肤浅,这反而加剧了对她个人层面的伤害。
此后,罗琳公开表示,她永远不会原谅沃森和雷德克里夫,因为他们迎合了一场意图侵蚀女性来之不易的权利的运动。
如果说双方一开始是意识形态分歧,那么到后来,肯定已经演变成了个人恩怨。
最近的这次交锋始于艾玛·沃森在播客节目中的一次访谈。她展现了和解的姿态,表达她希望能够同时珍视罗琳,并持有自己观点的愿望,她想将两件看似不相容的事情放在一起。
然而,罗琳以一篇措辞严厉的长文作为回应,彻底拒绝了这种和解的可能。这篇文章已经轰传全网,罗琳的反击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指责沃森源于特权的无知,罗琳说,艾玛对现实生活知之甚少,以至于她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并用自己成名前的贫困生活,与沃森被财富和名望缓冲的成年生活作对比。
罗琳还断言,一个人不能一边迎合一场时常呼吁暗杀你朋友的激进运动,一边又声称有权获得这位前朋友的爱,就好像这位朋友是他们的母亲一样。
此外,罗琳的言辞中透露出一种强烈的个人背叛感。她的措辞暗示,她是从一位被忘恩负义的孩子们背叛的「母亲」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演员的异议。
她说,自己曾对这些从十岁起就认识的演员怀有一种难以动摇的保护欲。她文章中最尖锐的一句话,便是拒绝了沃森的爱。这场政治辩论在她眼中,同时也是个人的不忠行为。
要理解罗琳的立场,必须首先了解「性别批判女权主义」。
这种理论的核心信条包括,认为「性」(sex)是生物学的、不可改变的、二元的。所以要严格区分「性」(生物学范畴)与「性别」(gender,被视为一套压迫性的社会刻板印象),以及优先捍卫基于「性」的女性权利。
罗琳反复强调对侵蚀「性」的法律定义的担忧,对庇护所、监狱等单一性别空间安全性的关切,以及她对「女人」并非一种感觉或身份认同的坚持,都体现了这种性别批判思想。
所以如果你问罗琳是女权主义者吗,她绝对是。而且她现在成了这个历史悠久的女权主义分支在全球最著名的代言人。
但艾玛·沃森是另外一种女权主义者。
沃森的立场经历了一个清晰的演变过程。她的行动主义始于2014年联合国的「HeForShe」运动,该运动将女权主义定义为简单的两性平等,并明确邀请男性加入。
然而,她的早期行动主义遭到了批评,被指为一种「白人女权主义」,未能充分关照有色人种女性、LGBTQ+女性,及其他边缘化群体的独特困境。
沃森立刻公开承认了这些批评,并阐述了自己走向一种更具「交叉性」理解的历程。
交叉性理论认为,种族、阶级、性别认同等不同的压迫轴线是相互交织的。她对跨性别权利的坚定支持,正是这种经过演变的、包容性的、肯定身份认同的进步世界观的逻辑延伸。
基于两种不同的女权理论,我们可以梳理下罗琳和沃森的分别。
罗琳定义女性为一个基于生物学「性」的阶层,拥有共同的现实经历,而且生物学上的「性」是女性受压迫的基础,也是女性权利和保护的基石。但沃森认为性别是一种来自个人心理的身份认同,它包括顺性别和跨性别女性,所以性别的社会体验才是最有意义的。
罗琳认为单一性别空间对对生理女性和女孩的安全、隐私和尊严至关重要,但沃森认为单一性别空间应该对跨性别女性开放,排斥她们是有害的。
归根结底,罗琳认为要保护来之不易的,基于「性」的女性权利,而沃森希望保护所有认同为女性的人,特别是最边缘化的跨性别女性的安全和权利。
所以这场冲突,抛开个人恩怨的成分,它实质上也是两代女权主义思潮之间的一场战争。
罗琳代表了一种植根于第二波女权主义原则的立场,她将女性身体的物质现实,视为父权压迫的核心场域。她对「性是真实的」的强调,和对「女性」作为一个政治阶级的关注,是典型的第二波激进女权主义思想。
相比之下,沃森则体现了第四波、数字原生、交叉性的女权主义,她优先考虑个体身份的确认和对边缘化群体的包容。
她从普适性的「HeForShe」运动,到反思自己「白人女权主义」的盲点,再到拥护跨性别身份,是第四波女权主义演进的教科书式案例。
罗琳和沃森无法找到共同点,不仅是个人沟通的失败,更反映了女权主义内部关于其核心主体,也就是对「女性」的定义,出现了根本的分裂。
另外有意思的是,两人都以个人经历作为论证的基石,但她们的运用方式截然相反。
罗琳利用她过去的创伤和贫困经历,来声称自己对「真实女性」所面临的风险有更真切的理解,这种修辞策略,将自己定位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并以此反衬沃森只是一个天真的富家女。
沃森则反其道而行之,她公开反思自己作为白人富裕女性的特权,如何限制了她的视角,因此她有责任去倾听并支持更边缘化的声音。
对罗琳而言,苦难赋予了她发言的权威;对沃森而言,特权赋予了她倾听的责任。
但个人恩怨也好,意识形态分歧也好,都还不是最新这次争端的全部原因。
我们要回到大环境来分析。众所周知,2020年5月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后,全球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正义运动。
企业、机构和媒体界,对DEI(多元、公平与包容)倡议和觉醒运动的承诺急剧提升,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化浪潮。
在这一背景下,支持跨性别包容的语言和政策,被视为社会正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当时的背景下,沃森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放大和认可,而罗琳的观点则被普遍谴责为跨性别恐惧、仇恨言论,与当时的进步共识格格不入。
她所面临的强烈抵制,包括粉丝网站与她划清界限,还有被剥夺奖项,正是觉醒运动巅峰时期的典型现象。
而从2023年开始,针对DEI的强烈抵制开始积聚势头。关键因素包括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平权法案的裁决、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等州通过反DEI法案,以及企业界普遍缩减或悄然放弃DEI项目。
根据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的数据,认为性别只有男女二元的美国民众比例,从2021年的59%上升到了2023年的65%,也就是说,公众舆论倾向开始右移。
罗琳本人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变化,所以她在文章中暗示沃森最近的和解姿态,不过是一种策略性转变,因为「对我进行全面的谴责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时髦了」。
反过来看,沃森对细微差别、对话和包容复杂性的呼吁,如果放到2020年,可能会被激进派认为力度不足,但现在,就更能吸引那些对激进文化战争感到厌倦的公众。
所以罗琳-沃森之争的公众态度,几乎也就是DEI和觉醒运动的晴雨表。
2020年舆论对罗琳的普遍谴责,是DEI文化主导地位的明证。而2025年交锋引发的更为两极分化的反应,则直接反映了后DEI抵制时代的到来。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当下对DEI的政治抵制和媒体淡化,有将DEI与跨性别权利混为一谈的嫌疑,所有事情被捆绑为单一「觉醒」议程的一部分。
美国的保守派对DEI的攻击常常明确包含对「性别理论」的批判,而反DEI的州立法,也往往与反跨性别的立法同步进行。这在公众认知中造成了两者密不可分的印象。
因此,随着公众对企业实施DEI的热情降温,这种怀疑情绪使得公众连带质疑起先前在DEI框架下推进的跨性别行动主义信条。
罗琳的论点受益于这种混淆,她被视为在反击整个左翼意识形态包裹,因此获得了保守派舆论的支持。
但如果细分罗琳的各种观点和立场,难道她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么?即便她是一个偏保守的女权主义者,但她仍是女权主义者。
我们应当要提防对意识形态的过分简化理解。
罗琳和沃森之争,除了简单的站队,我们还能有什么立场?
对于罗琳,我其实比较佩服她思想的连贯性,她的立场始终是植根于一个连贯的女权主义理论,并且多年来一直保持一致,尽管这个理论本身有很多争议和明显的问题。我也佩服她愿意承受巨大公众压力的勇气,不惜损害自己的声誉和商业利益。她最关心的,也不是抽象的身份认同主张,而是具体的保护政策,以及女性在监狱等弱势环境中的现实问题。
但她的措辞和沟通方式,我并不十分赞同,而且她对某些最坏情况的假设,污名化了整个跨性别群体,可能助长了针对他们的恐惧和暴力气氛。她关于「去变性」和「社会传染」的说法,是基于一些明显错误的研究,早就受到主流医学和心理学组织的质疑。
至于沃森,她的立场始终根植于共情弱势群体的愿望,这无可指责。她一再表达愿意对话的愿望,至于这是否虚伪,因为对话从未举行,所以也很难判断她的真实用心。而名人行动主义天生自带局限性,她除非放弃当一个明星,否则会永远面临肤浅、表演性、特权人士的批评。
从最理想的愿望出发,我希望两位女性和解,但我看不到和解的可能。因为它本质上是两种不可调和的世界观在全球舞台上的展演。
尤其令人感叹的是,在今天这个两极分化时代,寻求共识是多么困难。
再考虑到,这两人甚至都不算意识形态光谱上的两个极端,她们的分歧不是左翼和右翼的分歧,而不过是左翼女权主义内部的两个立场分支而已。
连她们都无法和解,更不要说其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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