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荣钢
1968年的德国杜塞尔多夫，大提琴手、行为艺术家夏洛特·摩尔曼在赤裸上身表演后被逮捕。
夏洛特·摩尔曼
同一年，她的好友小野洋子和约翰·列侬发表了备受争议的新专辑《两个处子》。专辑封面被两人的全身裸体照片占据，列侬说他们是「两个体重有点超标的瘾君子。」
《两个处子》
很多年后，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电影《戏梦巴黎》道出了那时西方反叛青年对性解放和文化自由的普遍渴望，而在克里斯·马克的纪录片《红在革命蔓延时》中，世界各地身处边缘的人群为民族独立、种族平等和性别权利做出了牺牲。
《红在革命蔓延时》（1977）
以上只是1968年全球反叛运动的缩影。
从法国到越南、从美国到古巴、从德国到日本，还有捷克、墨西哥、玻利维亚和阿尔及利亚，反叛与革命不仅遍布各大洲，还波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
反叛的热情不只在1968年燃烧，只是诸多的决定性时刻成就了这一年，使它成为六、七十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的标志。马丁·路德·金在这一年遇刺身亡，巴黎的春天爆发了「五月革命」，布拉格的春天则被苏联的坦克碾压。
这是人类第二次深刻体会「现代主义」的力量。第一次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时候，那时的人们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技术革命和民族革命蕴含的威力。
不同以往，「战后一代」走在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前列，他们更浪漫、更叛逆，也更全球化。
《红在革命蔓延时》（1977）
先锋的艺术实践、反传统的文化潮流经由全新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环境席卷世界各地，涵盖了文化和艺术的整个范畴。
五十年后的我们正第三次感受「现代主义」的力量，只不过夹杂了更多后现代的经验。世界变得既多元又单调，政治领域依然危机重重，消费主义以不同的面孔占领日常生活，丰富的社交手段也没有解除人们的焦虑与孤独。
受惠于技术革新，电影无疑是最能代表现代主义、表达现代经验的艺术形式。站在今天回望影史，我们不仅能看到五十年前的电影人在主题、手法、风格乃至政策方面的革命，甚至能看到一个延续至今的影响历程。今天的我们没有孤立于历史，而是处在六、七十年代反叛运动的余波中。
谁被需要，谁被拯救
1968年的美国电影市场硕果累累。除了雄踞票房榜首的《2001太空漫游》，今天家喻户晓的《人猿星球》和《活死人之夜》也进入了票房前十名。
《活死人之夜》（1968）
在环保主义和黑人民权运动的文化潮流中，美国电影开始尝试「去中心化」的新题材。人类中心和白人中心的权威被灵长类动物的新霸主和丧尸挑战，猿猴开始统治人类，丧尸则成为对种族偏见的象征性反讽。
《一个国家的诞生》、《乱世佳人》、《南方之歌》等早期好莱坞经典电影中的黑人都是白人社会的附属物，但民权运动使好莱坞对黑人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几乎完全站在了解放和自由的一边。
《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
除了《活死人之夜》等丧尸片，直接批判种族主义的《杀死一只知更鸟》和《猜猜谁来吃晚餐》也获得了票房上的巨大成功。
《杀死一只知更鸟》（1962）
尤其是讲述白人女孩带黑人小伙回家见父母的《猜猜谁来吃晚餐》，这部电影正好诞生于种族间通婚合法化的1967年，并于次年在南方各州大获成功。
《猜猜谁来吃晚餐》（1967）
女孩乔安娜·德雷顿（凯瑟琳·休斯顿饰）的父母都是开明之人，只是一开始没想到女儿会嫁给黑人；主要的心理障碍来自黑人小伙约翰·普伦蒂斯（西德尼·波蒂埃饰）的父亲，担心儿子不该「攀高枝」，不过最终还是打消了疑虑。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谨慎而体面的喜剧，影史地位高于艺术价值。约翰是一名近乎「完美」的黑人医生，名校毕业，致力于非洲医疗事业，拒绝婚前性行为——即使乔安娜不介意。
据导演斯坦利·克雷默介绍，约翰的完美形象是为打消种族偏见刻意设计的。约翰的形象成为后世诸多黑人银幕形象的原型。黑人可以和白人一样，有体面的教育和职业背景、成为中产阶级，可以投身公益事业，也可以坚守传统和道德。
时至今日，美国主流电影仍然青睐种族题材。最近两年，除了有纪念「底特律骚乱」五十周年的《底特律》和漫威新片《黑豹》，更有入围奥斯卡的《月光男孩》、《藩篱》、《逃出绝命镇》等影片。
《底特律》（2017）
这些影片不仅反映种族问题的时局热点，也回应了2016年人们对奥斯卡的质疑，当时抗议者因为没有黑人演员获得提名而发起了名为「奥斯卡是白人的天下」（#OscarsSoWhite）的抗议活动。
多年以来，种族题材电影充当着美国社会的「晴雨表」，也延续着五十年来的审慎立场。不过，太过敏感的神经和刻意的情节人物设定时常遭人诟病，让人怀疑美国电影对种族问题的理解不曾真正深刻过。
电影时常再现着《猜猜谁来吃晚餐》中黑人的完美形象，将理想的黑人同化为白人中产社会的一部分。但同化正好是种族主义的症结，因为同化意味着对其他黑人和族裔的排除。出于平衡的考虑，导演又不得不在影片中对不同族裔进行安排。
《猜猜谁来吃晚餐》（1967）
另一些作品虽然反讽白人对黑人的想象和利用（Blaxploitation）——如获得奥斯卡最佳剧本的《逃出绝命镇》，但仍然简化了种族间和种族内部的关系。
《逃出绝命镇》（2017）
伴随着6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运动」，美国电影对性别问题的态度和种族问题一样发生了巨大转变。「二战」前的女性银幕形象以男性为中心，这一趋势在战后电视和肥皂剧的流行中达到顶峰。
直到1968年，芭芭拉·史翠珊主演的《妙女郎》激进地表达了对性感、欲望、快乐和自我实现的渴望。这部电影改编自齐格菲歌舞团传奇女星范妮·布莱斯的故事。史翠珊凭借此片荣膺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她之后的歌唱和演艺生涯也和布莱斯的一生形成呼应。
《妙女郎》（1968）
70年代好莱坞电影的女性形象愈发立体，这一漫长的过程离不开主流导演对题材的探索，例如挑战传统两性观念的《曾经沧海难为水》和《不结婚的女人》、女主角兼具勇敢和智慧的「异形」系列等等。
《曾经沧海难为水》（1974）
和1968年相比，今天美国主流电影的最大不同也许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强烈吁求。性别问题不再局限于女性的身份和权利，而是被纳入一种更广泛的多元文化话语，少数性见者（如《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少数族裔（如《月光男孩》和《养家之人》）通过性别题材的电影获得认可。
表现女性工作权利的电影《隐藏人物》和《妇女参政论者》反倒采用了一种复古、老派的视觉风格。
《隐藏人物》（2016）
不过，从电影产业来看，女性的参与度依然很低。60年代制片厂制度的破产对女演员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女性不再能依靠明星制度在好莱坞占有一席之地，新的制度又迟迟无法提供支援。
直到80年代，导演行业仍然完全由男性主导，女性导演的作品只占市场的0.5%。很多女性导演只能以实验电影或独立电影的名义，让作品在小范围内流传，其边缘地位正如她们在该产业中的地位。
虽然好莱坞留下了阿涅斯·瓦尔达、伊莲·梅、艾达·卢皮诺等女性导演的名字，但她们的工作并不顺利，比如瓦尔达一开始不得不依靠丈夫雅克·德米在好莱坞的关系才能立足。
阿涅斯·瓦尔达（左）
今天，性别在美国电影界成为道德行动的理由，最典型的莫过于#MeToo运动。在这场沸沸扬扬的运动中，哈维·韦恩斯坦等知名电影人纷纷落马。然而，性骚扰只是诉求之一，或者说是一种行业内部性别失衡的结果，这种失衡显然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乃至更早的时候。
莉亚·迈耶霍夫是女性导演支援组织Film Fatales的创始人，她认为要改善好莱坞的性别状况至少要增加导演、编剧和演职人员中女性的数量。
Film Fatales
要知道，除了导演，女性在大多数电影部门中都处于边缘位置，幕后团队的重要职位也由男性占据。
戛纳的遗产，欧洲的冲突
1968年，正当美国电影界对电影分级制度争论不休时，大洋彼岸的戛纳陷入了一场文化战争。
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亨利·朗格鲁瓦被免职，这位德高望重的馆长曾经挽救过若干电影的拷贝，包括从德国纳粹党卫军手里夺回了约瑟夫·冯·斯登堡导演的《蓝天使》。
《蓝天使》（1930）
罢免一事令让-吕克·戈达尔和弗朗索瓦·特吕弗等新浪潮导演感到愤怒，查理·卓别林、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黑泽明等国外电影人也加入声援朗格鲁瓦的行列。
五月的戛纳电影节正好赶上了「五月风暴」，索邦大学的学生提前走上了街头。为了进一步回应「朗格鲁瓦事件」，批判法国文化部门顽固而官僚的态度，特吕弗在电影节开幕当天带领其他示威者拉下了幕布，并与当局发生了冲突。
尔后，路易·马勒和罗曼·波兰斯基等评委宣布辞职，大岛渚、阿伦·雷乃等导演退出电影节。1968年的戛纳电影节因此关闭。
这是唯一一届没有如期举行的戛纳电影节。考虑到「五月风暴」的背景，戛纳电影节的冲突不足为奇。如果当时电影节如期举办，也许不至于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也不会被2018年的戛纳电影节视为值得纪念的里程碑。
纪念1968年，不是纪念一次因故停办的电影节，而是纪念一代电影人与守旧文化制度的斗争，因为今天的戛纳电影节正受惠于那时的遗产。
1968年的电影人「大罢工」为次年的戛纳电影节带来了改革的机遇，其中之一便是加入了「导演双周」的竞赛单元。这个竞赛单元由法国电影导演协会主办，票价低于传统单元，创始人特吕弗希望用它对抗势不可挡的电影商业化趋势。
直到今天，「电影双周」仍然是最以导演为中心、最具独创性的竞赛单元，这和60年代流行的「作者中心论」以及新浪潮导演的努力密不可分。
半个世纪以来，戛纳电影节见证了自身的改革，除了「电影双周」，还有80年代吉尔·雅各布对选片制度的改革。此外，场外观众对电影的态度同样受到1968年的影响。自1968年以后，戛纳电影节的部分拥趸一直秉持「纯粹」和「真实」的态度。
戛纳电影节停摆不是单一事件，当年的背景很难让人相信它会如期举办。1968年，戈达尔用41个两到三分钟的短片拼成著名的纪录片《传单电影》，既是用作动员的影像，也是记录历史。影片勾勒出前卫和保守的对抗，这是戴高乐政府危机延伸到文化领域的结果。
《传单电影》（1968）
如何看待法国和欧洲？如何对待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多元文化？这些问题从那时起就萦绕在欧洲电影人心头。鉴于近来欧洲「新纳粹主义」复兴、移民形势严峻、本土主义占领道德高地，这些问题一点也不过时。左派电影人对先锋艺术自命不凡的态度屡遭批评，维系战后欧洲发展的一体化结构也亟需转变。
传记电影《敬畏》再现了「五月风暴」中的戈达尔，也还原了那代电影人的激情与希望，以及梦想破碎后的痛苦。他们参与学生抗议，和工会一起罢工，承受着身体和情感的双重伤害。
《敬畏》（2017）
支持戴高乐政府的保守主义者认为支持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新左派是「文化非理性者」；相反，追求前卫艺术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才真正继承了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毕竟在反叛运动以前，没离婚的法国女人甚至不允许开设银行账户。
这场左与右、进步与保守的争论在混乱的话语下持续着。极右翼政党候选人、国民阵线党主席玛丽娜·勒庞险些胜选的事实也从侧面印证了1968年的争论仍在延续，但即使是总统马克龙，也警告「五月风暴」之类的事件会毁了法国的「传统」。
而在近期的一些街头抗议中，法国工人和移民再次打出1968年的口号，反对精英政治：「我们不希求任何东西，我们将拿回属于我们的所有！」
这种争论在去年一篇题为《巴黎宣言：我们可以信赖的欧洲》的宣言中达到顶峰。十几名欧洲保守主义学者呼吁摈弃多元文化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乌托邦幻想，直面危机，保护以基督教传统为根基的家园。
与此同时，入围戛纳电影节的影片来自更丰富的文化背景，而不再像六、七十年代时那样只来自欧洲国家。影片的主题也更多元，入选「一种关注」单元的《肯尼亚式友谊》是史上首部亮相戛纳的肯尼亚电影，鉴于女同性恋主题被肯尼亚官方禁止，戛纳给了这部电影与观众见面的独特机会。
《肯尼亚式友谊》（2018）
总之，诚如凯特·布兰切特所言，多元文化是戛纳的本质。进步与保守的张力写在了现代法国史的基因里，作为欧洲最重要的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将继续充当这场文化战争的阵地。
青春才是天堂
学生，或者说青年，是1968年世界的主角。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伯克利校园外的反战现场，巴黎工人的身边，布拉格的街头，也出现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用大麻的烟雾把周围笼罩起来。
这群亢奋而矛盾的年轻人用流行文化和前卫艺术践行青年政治，也用前所未有的方式组织自己，动员自己。无论从什么方面去理解这群年轻人，都符合威廉·华兹华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写下的诗句：「生命的黎明是乐园，青春才是真正的天堂。」
死气沉沉的气氛需要改变，时代呼唤新的激情。正如1968年上映的林赛·安德森的电影《如果》，寄宿制学校封闭保守的氛围正是时代的缩影。
《如果》（1968）
无法忍受学校制度和高年级生欺负的麦克·特拉维斯（马尔科姆·麦克道威尔饰）跑到校园外和服务员调情，回到学校后用无意间发现的枪支向同学射击。听上去和《大象》有些类似，不过考虑到1968年的背景，就不太一样了。
《如果》（1968）
时代和青春的不稳定性发生了「化学反应」，这代欧美青年走上街头时至多二十岁上下，正好是「二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的家庭也刚从战争的创伤中走出来。
作为城市新中产的子女，接受过良好的人文和艺术教育，拥抱波西米亚式的生活。1968年的美国电影《狂野街头》中，热爱摇滚乐，对政治活动热情高昂的小麦克斯就是同龄人的代表。
《狂野街头》（1968）
虽然小麦克斯衣食无忧，但他厌倦了体面的生活，他想像父亲那代人一样改变旧有的社会文化传统。但是现在的父亲是个「懦弱」的人，成为摇滚红人的小麦克斯决定离开家，走上街头，涌入革命的洪流中。最终，成为议员的小麦克斯决定把父母们关押起来，却发现自己也身处被更年轻一代推翻的命运中。
这是一出虚构的政治寓言，在不真实的情节下，流露出导演对革命循环论的幻想。1990年，曾经奋战在「五月风暴」前线的路易·马勒也通过影片《五月傻瓜》表达了对那时青年热忱却略带苦涩的情愫。
《五月傻瓜》（1990）
这个颇具争议的故事发生在法国乡下一个中上层家庭，一家人因祖母的葬礼聚在一起，周围一片祥和。直到挖墓工人罢工，家中长子从巴黎带回「五月风暴」的消息，人们才变得紧张起来。
但马勒和观众都明白，家中的父辈们并没有在这场运动中被颠覆。随即，参加学生运动的儿子被扇了耳光，司机、园丁、女仆各司其位，家长们对革命歇斯底里的恐惧被一场倾盆大雨瞬间洗刷掉了。
《五月傻瓜》（1990）
《五月傻瓜》也是一出政治寓言，它和《狂野街头》分别展现了青年的狂热和无力。当然，两个故事都表明，1968年的学生运动也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代际革命，与父母的文化矛盾往往成为年轻人走上街头的契机；同样，在中产家庭的囹圄里革资产阶级的命，就像一个人试图把自己拎起来，不可能实现。
「资产阶级除了从压抑一切乐趣中获得乐趣之外，没有别的乐趣。」1968年，街头的学生打出了这样的口号，以致于让人们以为反抗资本主义是那场运动的底色。青春的躁动促使年轻人挑战寡淡的中产家庭生活，而他们对流行文化、性解放和个人满足感的追求反而催生了消费革命。
《五月傻瓜》（1990）
在那一刻，唤醒消费需求比满足基本需求更重要。正如著名剧作家亚瑟·米勒在1968年的话剧《代价》中写道：「你今天不开心吗？如何救赎呢？去消费吧！」
渐渐地，日常生活的符号化成了这场运动的注脚。1967年切·格瓦拉去世后，他的形象迅速衍变成文化符号。截至2018年，已有近50部电影、电视剧以格瓦拉为主题，另外还有与之相关的游戏、漫画、商业广告、流行音乐等等。
爱尔兰插画家创作的头像剪影也出现在衣服上、墙壁涂鸦上，甚至生活用品上。格瓦拉的文化生命力经久不衰，竟然归功于他穷其一生都在对抗的经济制度。
与此同时，东欧的年轻人走上街头。1969年纪录片《觉醒》中的布拉格街景印证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的溃败。尽管国防工业达到顶峰，但经济迟滞不前，消费需求也难以满足。
《觉醒》（1969）
不过，现实让他们付出了比欧美青年惨痛的代价。前两年阿格涅丝卡·霍兰导演的剧集《燃烧的灌木丛》就改编自自杀的青年扬·帕拉赫的真实故事，也有对现行体制的讽刺意味。帕拉赫在运动中自杀，却在死后不得不让自己和家人背负政府和社会的骂名。
《燃烧的灌木丛》（2013）
现如今，年轻人仍然活跃在西方的街头，比如美国前几年的「生命大游行」，频发的校园枪击事件使上百万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控枪不力，一名高中生参与者还因此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不过，和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发起抗议的年轻人相比，他们不太会把阶级挂在嘴上，也没有必要像在「冷战」中那样，把政治立场两极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折衷主义，并且在实践中以特定群体的名义聚在一起，在这里是「为了儿童」。
这样一来，消费主义和新媒体反而让他们更团结。除了在社交媒体上出售和禁枪有关的文化产品，用亲子观念和主流文化团结中产阶级，还在抗议中借用唐纳德·格洛沃点击量上亿的MV《这就是美国》，抗议枪支和警察暴力。
《这就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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