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尔
令许多中国电视剧观众愤愤不平的是如今国际观众一说到权谋剧，都会提《权力的游戏》之类。看龙女报菜名打天下，小恶魔讲笑话理江山——权力的游戏是这样玩的吗？简直令人不屑。
不同于层层统属、互相牵制的西欧封建社会，有着悠久宫斗历史的东方大一统帝国向来将权术斗争包裹在深宫帷幕之后，寻常人只闻斧声烛影，不见人头落地。
早在GOT风靡之前，电视剧《雍正王朝》已将荧屏上权术的复杂程度推向了高峰，说它奠定了一代国人对于权力游戏的想象并不为过。
《雍正王朝》（1999）
《雍正王朝》首播于1999年的元旦，那是一个不安的年代。一年前中国刚刚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软着陆」和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大刀阔斧的推行改革，官员面临着「反腐」，工人面临着「下岗」，整个社会都在惴惴中迎来了新年。
如果忽视了当时从官场到民间，弥漫于全社会的不安全感，就不能理解《雍正王朝》所取得的万人空巷的效果。用该剧导演胡玫的话来说，《雍正王朝》的主题是「当家难」，编剧刘和平则说：「《雍正王朝》的主题是国与家的矛盾」。
该剧一举颠覆了雍正在民间野史中「弑父、逼母、谋兄、屠弟」的暴君形象，把他打造成一个敢作敢为的「改革家」，不惜兄弟反目、大义灭子，背负千古骂名也要以铁腕手段推行新政，为电视机前无数前途未卜的中国观众带来了些许安慰。
如此直白的影射也为片子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压力，据前央视台长杨伟光回忆：胡玫刚刚拍完《雍正王朝》时因题材太过敏感无人敢播，后来是经中央领导首肯才得上映。该片甫一播出便击中了社会情绪，创下了16.7的收视率纪录。
不过如果只有「改革」的大义，《雍正王朝》将不免沦为古装版的《人民的名义》。这部剧太过强调对现实的讽喻其实是一个弱点，角色的分布、矛盾的展开都有生搬「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的痕迹，倘若把雍正换成达康书记，把把也换成祁同伟也毫无违和感。
不同于当时荧屏上流行的「戏说剧」，《雍正王朝》令观众津津乐道的还是对于帝王心术、权谋机变的精彩刻画。片中最精彩的布局莫过于时为四阿哥的胤禛趁康熙南巡之机，胤禛命心腹年羹尧血洗江夏镇，捉拿八阿哥的心腹任伯安，查抄《百官行述》。
手握「八爷党」命门的胤禛非但没有发难，反而当众烧掉了密档——这个情节应该是化自《三国演义》中官渡之战后曹操烧信收买人心的情节，但处理起来更为复杂。因为胤禛当时只是办事的阿哥，并不是一言九鼎的曹操，还面临着的夺嫡争储的压力。
接下来胤禛在康熙面前一番滴水不漏的对答，既安抚了百官又架空了太子，还让八阿哥一干人等吃了暗亏，在康熙面前显现了自己稳重干练识大体。谈笑之间一箭四雕，杀人如草不闻声。
《雍正王朝》开启了一种将厚黑学和国家大义结合在一起的政治神话。时至今日，我仍记得大结局时所带来的震撼，只见雍正驾崩后空荡荡的龙椅上浮现的那几行动情文字：
「据记：新帝（乾隆）继位时，国库存银已超过五千万两。而人们不应忘记的是，十三年前雍正皇帝继位之初，大清国库的全部存银不足七百万两……」
一个不被世界理解的帝王孤独悲怆的身影呼之欲出，使观众说不出的惋惜怅惘。
讽刺的是，多年以后我对《雍正王朝》的质疑也是从这句话开始。在《从戏说乾隆到胡说雍正》一文中，历史学家秦晖指出：康熙末年国库存银是八百万两，而非不足七百万两。
雍正末年，国库的存银一说三千万两、一说两千四百万两，总之并没有五千万之巨。再接触一些资料就会发现这部电视剧刻意拔高了雍正的政绩和权谋，却遮蔽了他在位时大搞集权、大兴文字狱等行为。
真实的雍正或许同样冷峻，但他与政敌之间的较量是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并不承载「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德意义。文艺作品自然可以令想象飞驰，但黎民百姓想象龙子凤孙为了自己的福祉大打出手多少有些自作多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不会再轻易地被蛮干硬干的「改革家」精神所打动，也不会再敬佩推崇厚黑学的家伙。《雍正王朝》在我眼中已经有了不同的意味：它没有讲述绝对权力的万能，相反它处处都在讲述绝对权力的无能。
在攫取权力的过程中，雍正失去了兄弟、朋友、女人、儿子乃至他最常挂在嘴边的「天下苍生」，能证明他的人生意义的到头来只是国库中一笔冰冷的账目——当年打动我的不正是这种脆弱吗？
再强大的权力也有边界，真正使权力变得无远弗届的，是来自千百万人内心的自恋式投射。舍此，任何君王则只是一介独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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