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因为我喜欢那某某茜的荧幕形象，不知怎的，我很难对她产生强烈的恨意。
无论是关于高考移民，还是定向委培，我对制定公平的问题自然没有异议，但总觉得当我们把矛头指向那某某茜的时候，某种程度上，让真正该受到惩罚的人逃避，更让该反思的制度得到豁免。
某些情况下，制度天然存在可以商榷的地方，比如我几十年前曾经见过一个同学，他是外籍，却几乎没有海外生活，操着一口纯正的东北话，以比我们低几百分的高考分数一起当同学，我知道这似乎有问题，但合乎规则。还比如我曾经见过在某个地区，根据不同族群分成完全不同的分数线，很多同学跟着班级上课分外吃力，我知道这似乎有问题，但合乎规则。
我总觉得那某某茜是某种意义上的“出头鸟”， 在不公的制度之下，甚至算是优秀的那个。惩戒与质疑固然重要，可是关于“高考”，这一被称为最公正的制度，我们是否应该有所警醒与反思，如何真正杜绝一切不公。这不是和个体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我们固然可以把那尔那茜作为情绪出口，可这个姑娘真的可以代表制度层面存在的不公义吗？
所以我心情很复杂，公众情绪得到宣泄，各位X小姐，我们在一个接一个的个案中找到情绪出口，但一次次的情绪宣泄之后，我们却发现无法改变什么。而具体到细节，这几位姑娘所经历的具体细节又千差万别，她们是代表吗？惩戒她们就代表公义吗？惩戒她们能解决问题吗？我有点存疑。
找到情绪出口无疑很容易，但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靠关系“托举”这种行为，几乎成为我们的一部分。30多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知道为了进那所实验小学，班里的同学可以找到派出所的熟人改户口。一直到我中学毕业，我发现班里一位高考只考了300分的同学，被父母送到了英国读书。再等我工作，偶尔回老家，发现我很大一部分同学进了父母的单位，他们的当年的成绩并不理想，但不影响他们通过父母的关系拿到稀缺的职位。托关系，几乎成了我们日常文化的一部分，以至于小时候我去看个感冒，父母都坚持找医院的朋友，就能免受排队挂号之苦，还能得到医生的认真对待。
关系，无处不在。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最需要关系的时刻，往往不是父母为自己谋福利的时刻，而是子女上学和就业的关键点。然而，先暂时放下阶层固化的焦虑，哪个父母在为托举儿女的时候不希望动用关系，国人对婆罗门和刹帝利的恨意，不少来自于“为什么不是我”的嫉妒，可具体到日常生活，人人又希望自己掌握权力、金钱、关系资源，可以呼风唤雨。即使没有这样的能力，也要尽一切所能，嫁接所有关系动用一切人脉把孩子推到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班，高考后最好能推到重点大学重点专业，实在不行就送国外重点大学，写推荐信、做研究报告这些准备工作必须做足，即使焦头烂额也得冲。最终，只有那些一点关系没有的家庭受伤害。
我当然懂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托举”是必然。理想的托举，应该是让孩子走上起跑线之前有足够的训练和充足的营养，而现实的托举，常常是绕过规则把孩子的起跑线提前。所有阶层都会托举，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当我们的“托关系”文化是绕过规则，让孩子一路重点。甚至从幼儿园、小学的择校开始，天平就已经开始倾斜，而高考移民不过是其中一道坎儿，在这样一种普遍的文化环境下，那某某茜这种出挑的，更容易放在聚光灯下被审视，可是冰山之下，还有更大的不为人知的、看不见的事实，这些问题如何得到解决，我不知道。因此，面对那某某茜的新闻，我心情复杂，一方面觉得需要惩戒，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只针对水面上的人，享受更大红利的人却安然无恙，面对如此坚固的文化土壤，我有点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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