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歌星郑智化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在深圳机场登机时，升降车升至机门后离机门地板有25厘米距离，导致其轮椅无法推入飞机。而操纵升降车的司机不愿把升降板提高，冷眼看着他“连滚带爬”进飞机。此事在网络上引起关注和热议，后来机场放出的视频显示，很多人在帮助他登机。于是网上很多人指责郑智化，觉得他吹毛求疵。
一、
郑智化是一个名人，名人肯定能得到帮助。所以流出的视频可以看到有多人在帮助他。但郑智化要的不仅是帮助，而是一个有尊严的过程。
这个过程需要一个体系化的流程才能提供，才能有条不紊、从从容容。相反，缺乏这个体系化的流程，一切都因为一个名人临时凑出来，就会七手八脚，抬着走、拉着走。所以郑智化会觉得没有尊严，是“连滚带爬”。这个形容并无太大不妥。他的愤怒也并非指向帮助他的人，而是深圳机场。
很多人难以理解郑智化，因为他们对尊严没有感知，也无法理解“一个残疾人想要有尊严的出行”。他们没办法形成一种同理心，设身处地地去感受他者的感受。他们能感知的就是，“只要有人帮你，就很不错了”。
有一个类似的争论。曾有一个名人患者，在网上发帖抱怨医生给自己看病时态度不好，时间也非常短。她首先就遭到了医生大v的反击，医生大v的说法就是，中国医生工作强度非常大，能看完病人就不错了，不可能满足“态度好”这种需求。医生大v的态度，也有不少人赞同。
显然，患者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件，尊严的需求并不过分。
二、
截至2024年，中国残疾人总数约为8591.4万人。如果缩小范围到行动不便，中国视力残疾人数为1200多万，肢体残疾人数近2500万，总共有4000万人，也就是3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行动不便。如果加上老人，比例就更大。但我们生活中看不到这些人。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出行太难。
不管是2001年，国务院颁布《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还是各地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都在政策层面推进无障碍适老改造。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政策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出行，也包含尊严，所以，郑智化的抱怨是合理的，也得到了很多官方媒体的认可。
但现实中，无障碍设施的建设面临诸多挑战。盲道长期缺乏有效维护，被各类杂物占用。部分公共场所的台阶处未设置轮椅坡道，有些轮椅坡道的坡度过大，使得轮椅通行极为困难等等。
三、
导致这个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残疾人的冷漠。他们没有被看到。没人同情他们，社会没有建立起对残疾人的同理心。
20世纪90年代，通过对猴子的实验发现，当猴子看到另一只猴子做某个动作时，大脑中负责执行相同动作的神经元会被激活。这一现象被称为“镜像神经元效应”。人类大脑也存在一个“镜像神经元系统”。主要分布在前运动皮层和顶叶联合区，与运动控制和感知密切相关。
镜像神经元在共情和同理心中起着关键作用。当观察到他人表现出某种情感或行为时，镜像神经元会自动“模拟”该情感或行为，从而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例如，当看到有人痛苦地捂住手指时，我们大脑中的相应区域会被激活，产生类似于自身经历疼痛的反应。当我们听到令人感到快乐的故事时，我们也会感到高兴；当我们听到悲伤的故事时，我们会流泪。
共情是一种高等智力活动。人类婴儿刚出生几天就会表现出同理心。猴子、大象等具有较高智能的动物，也具有同理心。
心理学家将共情分为两种类型：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情感共情是指个体直接体验到他人的情感。例如，当看到朋友伤心时，我们自己也会感到难过。
认知共情则更高级一些，指个体能够理解和分享他人的情感和观点，而不必直接体验到这些情感。换句话说，认知共情是通过理智和逻辑来理解他人。
四、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危机源于工具理性（以效率和控制为导向）的过度扩张，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恢复“交往理性”——即重建“沟通理性”，通过平等对话达成共识的能力，例如社区议事会中的公共辩论。
但我更愿意得出这样的判断，正如我多年前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集体情感往往替代哈贝马斯所谓现代西方市民社会的理性，成为驱动全社会参与公共话题的最大力量。
简而言之，首先要有同情，才有公共讨论。情绪才是一个社会的起点。反过来，当一个残疾人不能被同情的时候，公共话题根本无法展开。于是，那些国家层面的无障碍制度，在实际中，得不到充分地支持。
中国最著名、最热议的残疾人话题，导盲犬，推动的力量，仍然是对狗的喜爱，而非对盲人的同情。受益者，也是那些能够领取20万一条的导盲犬，然后做视频的盲人，而非更广大的普通盲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最热议的盲人话题，本质上是对盲人的冷漠。
从这一点上看，不能得到共情的，不仅是郑智化，还有更多的弱势群体。
同样的，当农村老人不能被同情的时候，农村老人退休金话题，虽然经济学家等精英一直在推动，但在社会层面，老百姓是非常冷漠的，包括那些农民自己。
中国社会普遍缺乏对弱势者的同情。当有人说出，还有6亿中国人，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时，中国社会居然震惊了。6亿，一小半的中国人，居然在社会认知中消失了。因为没有同情，他们的状况，无法被传播。
6亿人的生存境况都得不到同理心，不能被看到，就不难理解，郑智化所要求的尊严，为什么不被理解？
还可以观察到更极端的例子。成年人朝九晚五，加班就会大喊被剥削，但父母看着孩子，早6晚10，却很难激发同理心，而是用一个宏大的“学习”概念，将之视为正常，家长们甚至抵制国家层面的减负。
实际上学习从不神圣，无非是为工作做准备。既然成年人的工作都要朝九晚五，未成年人哪里需要朝六晚十呢？然而，未成年人负担这个问题证明了，在这个人类最充满同理心的亲子关系中，中国社会是缺乏同情的。因为没有同情，就没有强大的公共讨论推动，高层的减负政策，反而难以落实，戴眼镜的小孩子越来越多。
连孩子都不能得到同理心，他们的重压都无法被解决，理解这一点，是不是就可以理解，郑智化的需求，将来也不会被落实？
很多人喜欢把问题归咎为制度，但制度需要人的认同和执行。还有人觉得，缺乏逻辑课，是糟糕的公共性的原因。但我觉得，一些更本能的特征，比如，同情、愤怒、热情，这些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基本、最底层因素。只有先同情，才有公共讨论。
实际上，中国民间舆论中的共情，不是现在对个人的同情、理解和尊重上。反过来，情绪往往是对一个宏大概念的同理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愤怒。郑智化因为其身份，恰好激发了这个愤怒。
于是，当地铁里摔倒的老人无人搀扶，农村老人拿着微薄的养老金，“你弱你有理”的反问，成为社会流行，缺乏同情，就已经并正在塑造着中国社会。
刘 远 举
央视网、第一财经、光明日报、腾讯大家、南方周末、新京报、南方都市报、FT中文网、澎湃等特约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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