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李安回顾生涯，谈新片

作者：Samuel Wigley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Sight & Sound

（2025年9月刊）

距离李安的上一部电影已经过去六年了——对于电影制作来说，这段时间并不算长，但的确是他迄今为止最长的一段空档期。

在职业生涯早期，李安几乎至少每隔一年就会推出一部新作，而且每部作品都与上一部截然不同。

以台湾社会百态为背景的「父亲三部曲」——《推手》（ 1991 ）、《喜宴》（ 1993 ）和《饮食男女》（ 1994 ），之后是改编自简·奥斯汀作品的《理智与情感》（ 1995 ）——李安的改编可能是银幕上最犀利的奥斯汀故事。在美国内战题材的剧情片《与魔鬼共骑》（ 1999 ）之后，李安拍摄了备受喜爱的武侠史诗《卧虎藏龙》（ 2000 ）和漫画改编电影《绿巨人浩克》（ 2003 ）。

《绿巨人浩克》

其中至少有两部影片——《卧虎藏龙》和《断背山》（2005）——超越了电影的范围，不仅是家喻户晓的作品，更是文化的试金石。《卧虎藏龙》至今仍是美国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外语片，而李安对安妮·普鲁的小说——关于怀俄明州两个牛仔之间的爱情故事——的温情演绎，让他一举夺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有色人种。

在2013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李安凭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再次获得最佳导演奖时，他仰望着天花板，向「电影之神」致谢，因为他的确像是一位受到了神之眷顾的导演。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不过，这部改编自扬·马特尔同名寓言式冒险小说的超现实作品是在第二次3D热潮的高峰期拍摄的，也是李安作为先锋数字电影制作人迈向新道路的第一步。《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身临其境的特效——那只真实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老虎——让人叹为观止，但他随后两次以每秒120帧的超高帧率拍摄的尝试，却收到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差的评价。

《双子杀手》（2019）是一部关于时移的惊险动作片，威尔·史密斯在片中与年轻版的自己对决，结果让派拉蒙损失惨重，而《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2016）的表现也令人沮丧。

瑞安·吉尔贝在《卫报》上撰文称，李安的这部「口碑欠佳的伊拉克战争题材电影」看起来就像「一部耗资不菲的校园剧」。李安因追逐时代前沿而失去了自己在时代潮流中的位置。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当李安接到我的采访电话时，他正在东京领取著名的「高松宫殿下纪念世界文化奖」。他时差还没倒过来，听起来疲惫不堪。我们的采访是在今年6月传出李安签约执导《老金山》的喜讯前几个月进行的，该片改编自张辰极获得布克奖提名的2020年西部小说《金山的成色》，讲述了淘金热时期两个中国移民孤儿姐弟的故事。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完美的李安项目，至少从书面上看，这也是李安在数字实验的自由独行期之后回归安全地带的一次尝试。影片将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开拍，李安也将再次回到美国西部风光。就连片名也与《断背山》遥相呼应。

与此同时，另一个中西融合的故事——李安夙愿已久的李小龙项目——再次受挫。李安说：「这很困难，令人沮丧。我能说什么呢？这个项目已经开发了很多年。目前，它的版权在索尼公司。我们还在研究剧本，试图达成一致。」你们的想法是按照时间顺序讲述李小龙的一生吗？「不，我不能透露太多。我试图把它分成五个部分。这就是我的总方法。」

李安的儿子李淳将出演李小龙——「他的身材非常像李小龙。」现年35岁的李淳曾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扮演过一个小角色，还在《喜宴》中客串了那个婴儿，因此，他的银幕生涯几乎和他父亲一样长。「我妻子在《喜宴》中抱起他亲吻新娘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我们叫醒了他。镜头一转，他高兴极了，绽放出最灿烂的笑容，我说，「啊哦，也许这孩子身上有这种电影血统。他当时还不到两岁。」

《喜宴》

「我和李小龙截然不同，」李安说。「我是一个害羞、温和的人。李小龙是个威风、很有攻击性的人。但当我拍电影时，我有点像他。我是个解构主义者，我想把事情的细枝末节弄得清清楚楚，我想与众不同，跳出框架，表达自我，等等。我在李小龙身上感受到了对身份的热望；这是我和他的共同点。我们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徘徊；我们找不到真正的归属，我们渴望归属。」

《李小龙》的项目和《老金山》都将是李安自2007年华丽的上海谍战片《色，戒》以来，首次处理中国人物和主题（李安出生于台湾，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美国求学后一直生活在美国）。

「我害怕拍中国故事，」李安坦陈。「我觉得我不是艺术家，就像我在拍英语电影时只是完成一份工作。尤其是《色，戒》。我觉得自己背负着一些集体业力，一些集体无意识。我熟悉这些素材，它们是伴随着我长大的，并且深入我的心理，总是会让我感到更大的压力。」

《色，戒》

「有趣的是，人们常问，『你是怎么拍出这些英语片的？』我其实觉得这对我来说比拍华语片更容易。因为对于外国人来说，对于局外人来说，你首先看到的是事物的本质，是一切背后的东西，是潜台词。你会立刻发现这一点。你不会被弦外之音所干扰。你也不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轻车熟路。」

「当我回去拍摄华语片时，情况恰恰相反。我不会马上看到事物的本质。要把那些熟悉的外壳剥离开来，看到本质，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

李安的事业又开始有了起色，但他对奋斗过程中的艰辛感到悲观。「这个行业已经今非昔比，尤其是对于昂贵的电影和非低成本的电影而言。这个行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方说，拍电影比十年前更难了。当然比我刚开始的时候更难。」

「我认为人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欢看电影了。也许我们失去了纯真，也许我们对媒体太熟悉，也许我们变得重复。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疫情和电视夺走了我们的一部分，夺走了我们的很多魔力。也许新一代没有耐心看故事。唉，我想你可能比我更清楚，你更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现象。拍电影更难了。不只是我。我见过很多有同样感受的电影人。」

「但我们还是坚持要拍电影。我相信人们总是想看电影的。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制作专业化的电影。不要重复同样的模式。人们希望看到新的东西。」

大约在拍摄轻松愉快的《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2009）时，李安就一直在说类似的话。电影已经陷入困境。我们需要找到新的制作方法。但如今他不得不沮丧地承认，观众、影评人甚至电影业似乎都不需要他提出的解决方案。

在2024年接受《Indiewire》采访时，他发誓不再使用去老化特效，并在谈到3D时说：「电影人的状况很糟糕。影院的状况也不好。整个产业都很糟糕。」拍摄李小龙需要更高的帧率是合乎逻辑的，但听起来他也被说服放弃了这一点。「通常，我们在拍摄动作场面时会降低帧率。我们会抽掉一帧或两帧，这样在放映时动作看起来会更快。但李小龙本身的动作太快了，24帧的速度根本捕捉不到。如果用更高的帧率拍摄，你就能看到李小龙的原貌，他的正常速度，你就能捕捉到。如果能这样拍就太好了。但电影公司不想让我这么做。他们只想拍一部常规的电影。」

《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但愿，《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和《双子杀手》能像迈克尔·曼的数字惊悚片《骇客交锋》（2015）一样，在过去十年中慢慢找到自己的观众。电影文化在接受令人尊敬的电影人推动数字影像发展方面的情况并不稳定。尤其是《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中场镜头，为2010年代中期的美国电影树立了美的标准。不过，拒绝接受李安的数字电影的观众或许可以放心，李安新片的火花通常来自于一如既往的简单之处，而绝非技术压倒了他的其他艺术本能。

无论是本·方登2012年出版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小说，还是里克·穆迪1994年出版的《冰风暴》小说，李安都会从书中发现一些「灵光」。「通常是一个意象。它无法用语言描述，无法用文字表述。它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味道。我拍的每部电影都会有这种灵光。」

《冰风暴》

在李安1997年改编的以20世纪70年代为背景的新英格兰家庭剧《冰风暴》中，「灵光」可能是那个孩子在冰面上滑行的画面。「出于某种原因，我就是想拍一部关于这个故事的电影。当它触动我的时候，我怎样才能把它呈现出来？我想把它转化成电影。」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灵光可能是整个中场秀：娱乐业疯狂地美化归来的战争英雄。「对我来说，这就是电影，可以拍出你无法表达、无法找出原委的东西。这不是叙事。讲故事是我们的工作，你必须讲故事，这样才能将电影连贯起来。要有因果关系。但触发我们拍电影的通常是，至少对我来说，一些视觉上的东西，一些有味道的东西。萦绕在你脑海中的东西。」

《冰风暴》的故事发生在1973年，这一年对李安来说也有特殊的意义。「那是我考上（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时候。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学生，就像台湾的每个人一样。艺术活动非常克制。你要做的就是整天学习，这样才能考上大学。」但大学考试落榜意味着他只能去艺术学校，「这让我很沮丧，但后来我发现了戏剧。我站在舞台上，生活彻底发生了改变……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想成为一名导演。」

《冰风暴》

李安说，当年在台湾狂热地看电影，是一种触电般的、灵魂出窍的体验。1967年上映的《毕业生》）因审查制度在台湾迟了五年才上映，最终给了他极大的震撼，以至于他去看了三遍。英格玛·伯格曼的《处女泉》（1961年）也让他震惊不小。「那部电影改变了我，我意识到了一个导演能做什么。我开始质问自己：『怎么会有人敢问上帝何在？』而且把这一切拍得如此之美？我久久无法忘怀。」

后来，他前往纽约大学电影学院进修，与斯派克·李是同班同学，甚至参与了斯派克的毕业作品《琼的理发店：我们开始吧》（1983）的拍摄。但当他获得补助金前往台湾拍摄自己的首部长片《推手》时，李安回到了正值电影复兴的故土。他的同胞侯孝贤、杨德昌等人使台湾成为全球电影制作版图上最热门的两三个地方之一。「他们是英雄，就像大哥哥一样。当我有机会拍摄《推手》但犹豫不决时，侯孝贤鼓励我去做。他说，『不要怕预算低，拍就好了。』于是我决定接受挑战。」

《推手》

谈到台湾新电影，李安说：「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觉醒的年代。那批突破性电影出现的时候我在美国，但因为这些电影来自台湾，所以我很关注它们……它们抓住了在台湾成长、生活的本质，抓住了我们关心的事情、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艺术，以一种现实的、艺术的方式描绘了台湾人。」

《喜宴》是李安关于台湾和美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影片，最近该片被重拍——这是李安向「守旧」身份告别的标志性时刻。詹姆斯·夏慕斯是焦点影业的联合创始人，也是李安在编剧和制片方面的长期合作伙伴。「他们拿到了翻拍权。上帝保佑他们。我不知道翻拍的剧情……我完全让他们放手去做。我没看过这部电影。当我拍摄《喜宴》时，美国是一个思想开放的地方；而在台湾，谈论同性话题是禁忌。那真是一次大胆的突破。三十年后，台湾在这方面反而比美国更开放了。」

《喜宴》

谈到《断背山》试探了美国人的边界，李安说他对这个项目的潜在风险一无所知。他只是很高兴能有一部「小」而私密的电影，能让他在拍完《绿巨人》的壮观场面之后可以暂休。但当他看到一位影评人——「应该是《洛杉矶时报》」——称赞他涉足了「美国最后的边疆」时，他开始担心这部电影「在商业中心的影院上映时」的效果。他记得自己当时想：「哦，那就糟了，我会被处以绞刑的。」

「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关于压抑的动人故事。也是一部真正的西部片。西部片不是一种电影类型，它是由一些爱尔兰人发明的。它是一种非语言文化。牛仔故事其实是关于空间的。我心想，『嗯，一位女作家和一位外国导演会合作出什么样的同性恋故事呢？』大自然的天空下肯定有羊群。还有什么呢？所以我就亲自去看了看。」

李安关于《断背山》的「灵光」是普鲁原著中的一句话。「当杰克对恩尼斯说：『我们本可以一起过上美好生活……但你不愿意，所以我们现在只有断背山了。』对我来说，这就是存在主义……断背山是什么？他们永远找不到答案。他们甚至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在当时的西方，他们没有足够的词汇去理解这个概念，去理解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这故事太精彩了。令人难忘而伤感。」

「我在东方长大，喜欢伤感。我和好莱坞最大的冲突就是我拍的电影很伤感。他们不希望这样。他们不希望人们伤感，他们希望人们干正事。」